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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(biāo)題: 　1980年新華社內(nèi)參：延安已經(jīng)餓了十好幾年啦！ [打印本頁]

作者: 老虎菜 時間: 2013-11-23 17:03
標(biāo)題: 　1980年新華社內(nèi)參：延安已經(jīng)餓了十好幾年啦！
　　1980年新華社內(nèi)參：延安已經(jīng)餓了十好幾年啦
　　文章摘自《周末報》2010年12月9日作者：傅上倫、胡國華、馮東書、戴國強(qiáng) 原題：《內(nèi)參：饑餓的歲月》
　　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
　　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(qū)，再西渡黃河到陜北的府谷、神木、榆林，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，一路上逛街頭、串飯店，討飯的人比前幾年少多了——一般縣城里都只有一兩個、兩三個要飯的。其中延安的變化，尤為引人注目。
　　1974年夏天，我們曾經(jīng)訪問過延安。
　　當(dāng)時，延安街頭討飯人數(shù)之多、情景之慘，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象。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(guān)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，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。在另一家食堂門口，坐著一個瞎眼老漢，手里端著一只飯碗，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，“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”。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(fā)，是姚店公社紙坊生產(chǎn)隊的人，已經(jīng)七十五歲了。年前隊里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，早已吃完，只好流落在街頭。三伏天，他下身還穿著去年冬季國家救濟(jì)的一條舊黃軍棉褲。
　　緊挨著老漢還坐著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，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說苦情，同病相憐，兩眼珠淚滾滾。
　　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，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。一天夜間，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(zhuǎn)了一趟，只見大門兩側(cè)的人行道上，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。幸而時屆盛夏，要在嚴(yán)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！
　　可是，沿街乞討、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“自由自在”的。延安是革命圣地，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，每逢外賓到來之前，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，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，再遣返回去。
　　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，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?？墒?，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飯，車剛一停，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鉆出逃跑了，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，這些人已經(jīng)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(xiàn)了。有的人還跟公安人員頂嘴，毛主席、共產(chǎn)黨哪一條政策規(guī)定不準(zhǔn)要飯，沒有糧吃就該在家里等著餓死嗎？公安人員無言可答。
　　要飯的人遣返不完，是因為農(nóng)村實在沒有糧了。據(jù)地委的同志講，當(dāng)時延安地區(qū)有三分之一農(nóng)民吃糠，還有一部分農(nóng)民連糠也吃不上了。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、谷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。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(guī)定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，或玉米皮五斤，或高粱皮五斤，或谷皮六斤。有些社員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谷皮，但這也并不能敞開換，要走后門才行。什么門路也沒有的農(nóng)民，在吃光了糠菜之后，就只得外出流浪了。
　　這一次，我們再訪延安，情況大為好轉(zhuǎn)。6月13日下午，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，一共只遇到八個要飯的。
　　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，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，粉碎“四人幫”以來，收容人數(shù)與年俱減：1977年1至4月，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；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；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；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。
　　收容人數(shù)的急劇下降，表明陜北的農(nóng)民已經(jīng)從貧困饑餓的“深溝”里，開始往上爬了。
　　延安要飯的大大減少了的消息傳到北京，人人皆感興奮。作為時代腳印的記錄者，我們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動。然而，激動之余，心里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：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十一個年頭，我們還要把要飯人數(shù)的多寡當(dāng)做一把尺子，去衡量農(nóng)村形勢的好壞，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標(biāo)準(zhǔn)呵！
　　“已經(jīng)餓了十好幾年啦”
　　我們在延安訪問期間，地委正在開北部七縣縣委書記會議，研究如何加快改變窮社面貌問題。
　　這里普遍都窮，為何又單獨提出“窮社”問題？經(jīng)過介紹才知道，1979年全地區(qū)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、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的隊，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個縣。在這七個縣的一百零四個公社中，又有三十六個公社從合作化以來基本沒有過過好日子，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了二十來年。
　　那些地方到底窮到了什么地步？我們決定挑幾個看一看。
　　第一個目標(biāo)是安塞縣的王家灣公社。之所以選中它，是因為這個公社的所在地——王家灣大隊，曾是毛澤東、周恩來、任弼時等同志在1947年率領(lǐng)“昆侖縱隊”（中央機(jī)關(guān)的代號）轉(zhuǎn)戰(zhàn)陜北途中，除米脂縣楊家溝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。從4月13日到6月9日，一共住了五十八天。
　　我們從延安驅(qū)車出發(fā)，沿著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時，就到了安塞縣城真武洞。由此往北，延河河谷漸漸狹窄起來，兩旁懸崖壁立，公路就在懸崖的半腰中盤來盤去。約摸又過了一小時，汽車順著延河的一條支流往右手一拐，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。當(dāng)汽車吃力地從溝底爬上山頂時，放眼望去，只見萬千群山，一座挨一座，無窮無盡，恰似層層疊疊的浪濤。
　　司機(jī)同志說，這就是當(dāng)年劉志丹、謝子長帶領(lǐng)農(nóng)民“鬧紅”的橫山。
　　在群山的峰巔上千旋百轉(zhuǎn)了兩個小時，終于到了王家灣。
　　從紅石山頭往下眺望，只見三座山峰腳下夾著一塊幾畝地大小的谷地。一條小河從谷地中間穿過，河岸兩邊，各有幾排瓦房，圍墻雪白耀眼——這是新蓋的公社糧庫和公社機(jī)關(guān)。公社背后的山坡上，錯錯落落現(xiàn)出上下幾層窯洞。粗粗一看，王家灣不失為一個秀麗的山村。
　　然而，聽了公社副書記雷步升的介紹，我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。在毛主席離開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，這里竟然是這樣的貧困：1979年，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，平均每人只從集體分到口糧三百一十五斤，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，人均現(xiàn)金才一元六角一分。
　　午后1點，正是社員吃晌午飯的時候，我們?nèi)グ菰L了當(dāng)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、現(xiàn)任公社黨委委員高文秀。
　　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，如今已經(jīng)七十二歲，老伴已去世，全家現(xiàn)有十一口，分了兩家。
　　我們先看了看他兒子住的窯洞，大小幾口正在吃飯，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：最小的吃面疙瘩湯，大一點的吃“渣渣飯”（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），大人吃糠拌苦菜。窯洞里除了一盤炕，一個鍋臺，幾只缸罐外，空空蕩蕩。揭開缸蓋一看，大部空空，只有一只缸里還有一點高粱，鍋臺上還剩半盆面。
　　走到上一層的窯洞里，只見一個干瘦如柴的老頭，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。老雷說，他就是高文秀老漢。我們打量了一下，炕上有一片爛氈，角上堆著兩條破被。
　　一個入黨四十五年的老人，晚景如此凄涼，我們一時語塞鼻酸，說不出話來。
　　還是高老漢首先開口，問我們從何處來。一聽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，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，哽咽著說：好，好，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……
　　在一陣沉默之后，我們問老人：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？他無力地?fù)u了搖頭，一聲長長的“唉——”停了一陣才說：“不瞞你同志，已經(jīng)餓了十好幾年啦。去年還算好，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，自留地上一人又弄來四五十斤，餓是餓不死了，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。”
　　說到這里，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。
　　寒冬已經(jīng)過去了
　　為了不再刺激臥病的高老漢，我們趕緊改變話題，問起當(dāng)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。這一問，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，閃出了感奮的神色，說：“那時候好啊，比現(xiàn)在好多啦?！?br /> 　　……
　　摘自傅上倫、胡國華、馮東書、戴國強(qiáng)著《告別饑餓，1978……》，編輯時有所刪節(jié)。
　　1980年3月，北國大地春意萌發(fā)、冰雪消融。四位新華社記者奔赴西北，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(nóng)村調(diào)查。他們寫下大量的“內(nèi)參報道”，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。這里，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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